初到日照 我是1959年初秋，从曲师大毕业分到日照教学的。同来的共三人，另两位是程世奎，教数学的，曲师大毕业，那一位是女同志，叫张树玲，山师大毕业，学化学的。当时，我们都很年轻，二十出头，思想也十分单纯，刚步入社会，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学校坐落在城西北的山石岭上，学校南是一片沟壑，长满了荆棘杂草，十分荒凉；西部是东高西低的荒野，一些秋作物等待收获；岭北，离学校不远是一村庄（店子村），排满了一些高低不齐低矮的茅舍。村中树木茂密，农舍在绿树掩映下，倒别有一番情趣；学校东岭坡下，一条S行的沙石土路（204国道），由北向南延伸。极目东方远处，是浩瀚的大海。学校既无大门，更无院墙，与田野、村舍浑为一体，可谓为敞开式的教学殿堂。

到校后，学校领导、老师见到我们的到来，都十分亲热。记得比我略大几岁的一位老师（安茂利同志）向我们介绍说：“学校刚建，各方面条件较差，尤其老师的吃、住都十分困难。学校刚从涛雒迁来时，学校没宿舍，大家都住在校后店子村老百姓家。你们先暂住这个房间（体育用品存放室），先委屈一下吧。学校正在建设，会慢慢好起来的。”他还向我们介绍了学校其他一些情况。他话语不多，但十分感人，至今难忘。那天晚上，我久久难以入眠，想了很多很多……

迎新大会

到校不久，学校召开了一次迎新大会。迎新大会就是全校师生员工集中在一起，介绍新老教师，让新老同学相互认识。大会先由学校领导吕校长作报告（这位校长就是我们在教育局遇见的那位长者），他说：今年，我们学校新来了一批大学毕业的新老师，同时又增添了八个班的新同学。新建了八座新教室和几栋师生宿舍。日照师范教师队伍扩大了，学生增多了，各项设施改善了。现在，我们的学校已是初具规模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了。目前，我们还有许多困难，学校房舍不多，给大家工作学习带来许多不便；生活用水困难，水源条件不足；教学设备不到位，给教学增添了不少困难。这些困难是暂时的，我相信，经过全校师生的艰苦努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久的将来，日照师范将会是一座美丽的校园，一座符合要求的教学殿堂。吕校长的讲话没有夸张，更没有华而不实的词句，十分真切、感人，博得了大家的掌声。随后，由一位陈姓女老师（负责学校青年工作）向学生一一介绍各位新老教师，每介绍到谁时，谁必须站起，让全校同学看看这位教师的风采。当轮到我时，我只好不好意思地站起来，向众学生轻轻点了点头，以表谢意。当我站起和学生互动时，看到学生那惊奇的目光、那对老师的崇敬之情、那对知识的渴望及企盼，我内心十分感动。迎新会上有一小插曲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那位女教师介绍一位秦老师时，由于其地方口音较重，“陈”、“秦”不分，为了使学生听清楚，她特别加重语气说：“秦老师，是秦桧的秦”。立时引起全场一阵哄笑，秦老师当时也十分不好意思。那位女老师见同学大笑，又重复了一遍：“秦桧秦”。后来我们知道，这位老师文化程度不高，为人直爽，工作较为泼辣，出现这种笑话，大家也就不再责怪她了。

迎新会搞得简洁、热烈。通过这次活动，我熟悉了许多新老教师和学校领导，同时也感到学生是那么朴实、真诚，他们那种求知欲望深深感动了我。多么好的学生啊！

建校和度荒

1958年夏，学校由涛雒迁县城，我入校正是建设时期，记得当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排教室和少量的办公室及教工宿舍。校舍的东南坡地有一块不大的平地，那是操场。有些房屋正在建造，有两排学生宿舍，虽已完工，但屋内地面高出外边半米以上，难以入住。近千人的学府生活用水，全靠师生及工人车推、肩挑，其水源是校南沟中一土井，“水贵如油”。有的学生把师范比作“上甘岭”，可见用水之困难。一次县教育局一位官员来作报告，还批评“上甘岭”的说法，他十分严厉地说：“师范是上甘岭有什么不好！我们不是在上甘岭上打退了美国鬼子嘛！”他的报告引得大家哭笑不得。

日照师范建校初期，其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学校领导及师生对困难不怨天，不怨地，面对困难，学校作出果断决策，发动全校师生员工，克服困难，用双手，改变学校环境，劳动建校，建设美丽的师范校园。当时建校有三大任务，一是改善住房环境，将房屋内的地面整平；二是整修校园道路和操场；三是植树绿化，美化校园。平整地面，谈何容易，因为校舍是建在岭地上，地下石块坚硬，即便是碎石，刨挖也十分困难，尤其在室内劳动，因其空间狭小，出入不便，挥镐扬锨费时费力，特别是遇到坚硬的石块，劳动者只好用钻子、镐头一点点、一块块打平撬开，其难度可想而知。校院的整平任务艰巨，因院落西高东低，且布满乱石。师生根据地势，规划出东西、南北及通往各处的通道，削高填低，修建了多条较为规整的道路。在几条主要干道的路旁，栽上了树木花草。当时校总务主任庞茂生同志号召同学多种花木时说：“植树好乘凉，植树挡风沙，植树好防空”。尤其防空一项，他说得有声有色，他结合当时美蒋飞机经常窜犯大陆的事实，继续说：“我们栽上了许多树木，一方面美化了校园，一方面还可以掩护我们的学校，如果我们栽的树木长起来，敌机来了，很难发现目标，学校就更加安全”。一席话说得大家都认为在理。

整平操场的任务也十分艰巨。因操场是在岭坡上，西高东低，要想使其平整，必须将西边的土石铲平，再将土石搬运到东坡的低洼处。当时既没有什么机械，更没有运土用的车辆，全靠简单的锨、镢，大家一锨锨、一镢镢，把土石搬至东边。经过大家的艰辛的开挖，不知搬动了多少土石方，硬是在岭坡上开出了一片几千平方米广阔的操场。操场上安上了篮球架、双杠、单杠等体育设施，并在场地西部，因地制宜，利用其地势略加平整，成了体育场的看台，也可作为师生集合时演讲台。操场虽有些土气，但满有些气派。

建校任务那么繁重，但从未影响师生的学习和工作，参加劳动大都利用课余和劳动课的时间。为了鼓励建校劳动者，学校在师生中评出了一大批先进分子，以资鼓励。

经过几年的艰辛劳动，随着学校建设的不断完善，整个校园绿树成荫、花木茂盛、道路笔直、环境优美，是一所玲珑剔透的美丽的教学殿堂。

随着建校热潮不断深入开展，伴之而来的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59年上半年师生的生活虽有降低，感觉还不十分明显，还能吃饱肚皮，下半年就较为明显了，粮食供应逐渐减少，而且是以粗粮为主，粗粮又以地瓜干为主，细粮（面粉、大米）极少。其他副食、蔬菜也逐渐减少，供应的油类也逐年递减。1960年后，每人每月只供给几两油。那时不光粮食不够吃，其他物品也奇缺，连吃饭的餐具也难以购到，当时程世奎老师没有饭具，只好用一水仙花盆作碗，打菜盛饭，合二为一。有一物理老师，饭具只有一个搪瓷茶缸，既是饭碗，也是菜碟，又是茶缸，有时上试验课，还充作试验的器皿。当时同学开玩笑说：“那是宋老师的万能缸”。记得我吃饭时从地瓜秧小豆腐内吃出两个鞋钉，十分惊喜，将鞋钉完好保存起来，向其他老师说：“一碗小豆腐只有三分钱，吃出两个鞋钉6分钱，我赚了3分。”引得大家不禁笑了起来。

粮食减少，吃不饱肚子，造成师生严重营养不良，部分师生出现水肿，难以坚持正常的工作与学习。面对严峻的困难形势，学校领导一方面加强对师生的思想教育，要正确面对困难，不怕困难，战胜困难，度过灾荒。吕明文校长曾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过一次节约用粮、科学饮食的报告，报告引经据典说明饮食的科学方法。另一方面，学校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副食，以解决粮之不足，使大家吃饱肚子。师生利用节假日、星期天到野外拾拣野菜。记得那年初冬，我和几位老师利用星期天的时间，绕城郊从老百姓收完的白菜地里，拣回许多干枯的菜叶交到伙房，伙房工人师傅十分高兴。当时的主要副食主要是萝卜、白菜，这些蔬菜在那个年代可是上等佳品，价格较贵。当时流传一个歌谣：“一个萝卜逛青岛，理发、吃住、加洗澡”。可见这个萝卜的价值。师范师生的主要副食是地瓜藤蔓。学校通过各种关系，在西部山区黄墩、三庄一带购得部分地瓜秧。采运瓜秧是十分劳累的，成千上万斤的秧秸，是学生利用星期天从近百里之外运回的。这支运输大军往往是星期下午开拔，星夜赶到三庄、黄墩，第二天一早匆匆返回，大家肩挑、肩背、肩抬，往返近二百里山路，其疲劳程度可想而知。有的同学脚上磨出了血泡，有的压肿了肩膀，有的轻伤不下“火线”，大家在弯曲的山道上跋涉，无怨无悔。

为了确保全校师生员工的身心健康，校领导还安排专人到饮食单位，购得部分动物油渣和豆渣，并搞到一些高价黄豆，以增加大家的营养，伙房每天早上做出豆浆，专供患水肿的师生享用。化学老师还研究造出了小球藻、人造肉（用胡萝卜泡制）供病弱者食用。

学校还号召大家开荒种地。校园内，凡是可以栽种的地方，都种上瓜豆，并开出大片荒地种上庄稼，墙边、树木临近都种上瓜豆等作物，当年秋季即可收获。由于大家的努力，1961年秋季，粮食紧张的状况得到了缓解，基本没有饿肚子的了，师生的健康有了较大好转。艰苦的生活考验了人、磨炼了人，在那种严酷的情况下，师范学校没有一个掉队的，更没有辍学的，大家同舟共济，度过了严重的灾荒，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

中等师范学校其与普通中学培养目标不同之处，在于它将是培养出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合格的小学教师，学生除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外，还必须具有各种技能专长，如能写会画、说拉弹唱、跳舞唱歌等，可以说是全才。这些专业知识的获取，除课堂传授外，还必须通过课外活动获得。为创造使学生获取专长的良好氛围，学校对校园文化建设十分重视。当时，课间休息由音体老师组织师生跳集体舞蹈，大家围成一圈或排成队形，边唱边跳，气氛热烈欢快，这样既调剂了校园气氛，又解除了大脑疲劳，还锻炼了身体。有时星期六或节假日，学校还组织全校文娱晚会，各班级也举行文娱联欢，师生同台，表演各种文艺节目。记得我在一次班级文娱晚会上，在同学盛情邀请下，唱了一首印度电影《流浪者》“拉兹之歌”，得到了学生的喝彩。有时周末，还邀请日照一中老师联合举办舞会（舞会大都跳交谊舞）。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是一张名片，颇有名气。宣传队有乐队、话剧队、舞蹈队、曲艺队等。乐队水平较高，可以演奏各种曲调。殷锡纯老师音乐科班出身，把这支宣传队调教得很有品位。记得当时有庄姓学生为乐队指挥，他的举手投足、神情表露很有殷锡纯老师的气魄，颇有大家风度。一曲《日照是个好地方》被一位刘姓女同学，唱遍了日照大地，唱红了日照，这首歌曲的演唱，很有专业水平。曲艺队有一张姓和闫姓（其他两位记不起名字）等四位同学，说唱的相声《大搞十五养》轰动了全校，在县里演出，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宣传队演出节目大都是自编自演，其节目贴近生活、反映生活，为中心工作服务，因而大家看了很有亲切感。为迎接临沂地区中学生会演，上级领导要求要宣传日照、歌唱日照。于是宣传队编演了《歌唱卫生红旗大香店》（大香店为全国卫生红旗村），节目的文字稿由我编写。为了编写好这个节目，我抽时间走访了大香店村，并阅读了大量文字资料，不长时间即写完，由宣传队排练。在排练过程中，经过指导排练的侯灿老师和演出队员的反复修改、乐队的谱曲修订，最后成形，演出效果不错，很有气势。所有自编节目都要经过这过程。所以说，哪一个节目是由某某创作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应是师生集体创作。1960年地区中学生会演，日照代表队获得第一的好成绩，师范由师生共同创作的节目（代表队由一中、师范两校学生组成）占了很大的比重。

学生的课外活动小组丰富多彩，有些小组带有科研性质，因而冠以科研小组。各科研小组在老师指导下，科研活动颇有成效。1960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科研小组响应国家号召，白手起家，办起了火箭制造工厂，在秦吉江、程世奎等老师的指导下，造出了“火箭”。据说为了搞好火箭的试射，小组的师生通宵达旦，忙碌了几个夜晚造出了多枚火箭。一次，由一中和师范两校所造火箭，在日照师范操场点火试射（带有比赛性质），日照一中火箭升空后，改变了方向落入店子村，引起老百姓一场虚惊。日照师范的火箭点火后，扶摇直上，升入云霄，引起大家的欢呼。科研小组造出的无线电报话机，引起县有关部门的关注与干涉（据说影响保密工作）。这些科研小组，在当时那种环境和条件下，造出带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产品”，真是难能可贵啊！

课外的体育活动百花齐放，生机勃勃。学校有篮球、排球队，田径有长跑、短跑队，跳高、跳远、单杠、双杠等体操队，每天早上和课外活动时间，操场上跑的、跳的十分活跃。篮、排球比赛，运动员高超的球技常常引得路人驻足观看。

课外活动还有军事科目，1960年，驻日照高炮部队进校指导师生练习高空射击，学校成立了高炮连（高射击机枪）。操场上架起了高射炮架，在驻军官兵的细心指导下，同学们掌握了打飞机的军事技术，还搞了打靶演习。

学校的书法、美术小组颇有名气。吕明文校长有一手好字，其字具有颜真卿风骨之气，他执教书法，对书法的课外小组十分关注，经常组织书法比赛，并择优秀者在各班级巡回展出。据说当时毕业的师范学生，后来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了书法的佼佼者。指导美术小组的老师叫刘伯葵。刘老师是建国初期的大学毕业生，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美术系。该老师治学严谨执著，为人善良。他经常带领学生野外写生，用画笔描绘美丽的田园风光。老师擅长国画、油画、水彩画。美术小组在他的指导下，学生的绘画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他培养的一批爱好美术的弟子，毕业后走上了工作岗位，个个成了美术骨干教师，后来，有的成了稍有名气的画家。

发生在校园里的几则故事

风雪夜来人：那是1959年的冬天，我和程世奎、李宽寿搬进刚建起的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既是我们的宿舍，也是办公场所。房舍宽敞明亮，隔窗即是东西一条小路，直通岭西向阳河村一带。那年天气比较冷，寒风刺骨，冷气逼人，办公室有火炉御寒。那时我们备课很晚才入睡，尤其教语文批改作文，往往为了第二天的讲评备课要到午夜以后。一天晚上，北风呼啸，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不长的时间，大地变成了银色世界。为了上好第二天的作文课，午夜后两点来钟，我还在备课。由于精力过于集中，室外的风雪交加全然不知，那两位老师已经入睡了，只有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伏案操劳。好像雪停了，风小了，霎时，屋内显得十分寂静，只有两位老师的鼾声伴随我度过这个夜晚。夜深人静，我感觉有些凄凉。突然室外响起啪啪啪敲击声，我猛然抬头，发现南窗的玻璃上现出一张人形脸的图案。“不好！有鬼！”（其实我不相信有鬼）我恐怖地叫了起来，并迅速避于墙边，并唤醒了二位老师。三人不约而同，目光注视那张人形脸，并蹑手蹑脚走向窗前，仔细观察脸还在蠕动，并模糊地看到嘴还在一张一合，十分吓人。再仔细一看，一个身影在窗前走动。我们三人迟疑了半天，然后程老师说：“可能是行人迷了路，问路的，不是坏人。”于是，我们把门打开，让那张“人形脸”进屋。原来这位路人是从外地来走亲的，遇上风雪，迷了路，发现这里有光亮，来问路的。进屋后，他十分寒冷，浑身发抖，说话吃力。我们把火炉烧旺，倒上一杯热水，使他暖暖身子。这位路人十分感激，说：“真是遇上好人啦，要不，我会冻死的。”黎明时分，他便匆匆离去了。

农民进课堂：那是1960年夏初。一天，我正在一个班级讲授语文。课间，突然天空乌云翻滚，顿时，滂沱大雨倾盆而下。虽然教室外风雨交加，大雨不停，但室内，同学们听课专心致志，两耳不闻窗外事，我讲课也较为投入，精力十分集中，时而面对同学指手划脚讲解，时而面对黑板认真板书。记得那堂讲的是如志娟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是反映一位农村年轻媳妇为抢救解放军伤员，将自己结婚时印有百合花的新被，给伤员挡风御寒的故事。这篇课文也是我毕业实习时所讲的课文，因而讲得得心应手，课堂气氛十分活跃。这堂课临近结束时，外面的雨小了，当我走下讲台和同学招呼“同学再见”时，发现教室后墙根突然站起两个陌生人，和同学齐呼“老师再见！”我愣住了，站在讲台下问：“你们怎么进来的？”陌生人示意指了指靠近教室后门的那位同学。那位同学十分紧张，认为我定会批评他。我走近两位浑身湿漉漉的陌生人，看见地上还放着两把锄头和苇笠，我明白了，他们是被大雨淋到这里的社员（农民）。我客气地说：“没关系，水火无情人有情。”他们见我态度和蔼，动情地说：“是那位好心的同学背着你叫我们进来的，恐怕打扰你上课，我们蹲在这里，很不好意思。”那位稍年轻的社员说：“老师你讲课真好，跟看电影似的，要是我晚下生十年，我一定来上学，听你讲课。”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我客气地说：“欢迎再来！”

雨停了，两位社员返回坡地干活去了。

与狼擦肩而过：那年暑假，师范教师留校建校劳动。一天，学校改善生活，吃了一顿久违了的羊肉大餐，晚饭后，天气十分闷热，大家都携凳、端水到操场上纳凉，三五成群，谈天说地，十分开心。天渐渐黑下来，操场上，月光如水，稀疏的星星在天空眨着眼睛，远处的蛙声交替唱鸣，好一派田园气息。时至半夜，纳凉的人们还没散去，因为天气太热了，回去难以入睡。

等午夜12点以后，吹来一阵凉风，从北方拥来了一片乌云，并伴有雷声，要下雨了，凉快了，大家便各自离去。我也与大伙奔往宿舍。

当走到宿舍附近时，比我先行的一位女性陈老师，突然高声喊叫：“我房内有条狗！”大家听说有狗入室，便急促奔向陈老师的住处，我也紧追其后，待走近时，发现一灰色（夜晚只能看到是灰色）瘦狗，两眼冒着绿光，迎面而来。我很惊恐，本能地大声呵斥“狗！”，只见那只“狗”不紧不慢，夹着尾巴，朝学校西部走去，消失在夜幕中。此时，陈老师已点了罩子灯，我们进屋安慰她不要害怕，并说：“别说是狗，就是狼，也没关系，有大伙为你壮胆！”话虽这么说，深更半夜，谁在此时遇见狼也会害怕的。陈老师说：“我一进门（当时大家都不闭门，社会治安比较好），还没点上灯，就见一个黑乎乎的营生从屋内往外走，和我碰了个照面，我很害怕，才招呼大家。”第二天，大家发现扔在宿舍门外的羊骨头被这条“狗”吃光了。据伙房的师傅说，昨天夜上晚曾听到狼叫，那条“狗”肯定是只狼。有的老师开玩笑地说：“都是吃羊肉惹得祸，羊骨头‘引狼入室’！”发生了这样的事，以后大家都注意了提防。

后来我们分析，入室那条“狗”是只狼毫无质疑。据当地群众说，过去城西岭人烟稀少，到处是荆棘、杂草，是狼活动的好去处。从南到北，岭顶有一条狼道。狼道至岭北一小庙（师范校址）折西北通岭下一片树林。这块地方经常有狼出没并不奇怪。这些年人烟稠密了，狼的生活空间减小了，其活动也少见了，但偶有狼的出没是可能，尤其那些羊骨头。自那以后，学校再也不搞羊肉大餐了。

“同学们再见！”：那几年，学校每年暑假后，都要分配来一些新老师。刚从学校毕业的新教师由于从学生成为教师位置的转换，开始大都不适应。初上讲台十分紧张，闹出许多笑话。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头一堂课却走错了教室，弄得教导处的同志十分尴尬。有的新教师一进教室手脚颤抖，说话语无伦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校领导采取措施，尽量使新教师能顺利踏上讲台，心平气和地授课。每年新来的老师不是马上上课，而是踏上讲台前，要听老教师讲课，要和学生接触熟悉一段时间，要拿出足够时间认真备课。这些措施，使新来者的紧张情绪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不能全部解决问题。1961年来了一位姓宋的物理教师，该老师憨厚朴实，对教育工作十分热爱。讲课前，他十分投入，做了充分的准备。当时老师上课有一套程序，即老师一进教室门，由班长呼喊“起立”，然后老师踏上讲台，随即招手说：“同学们好！”并示意大家坐下，同学回应：“老师好！”班长再指令“坐下”。下课时，班长再一次呼喊“起立”，老师即说“同学们再见”，同学回应：“老师再见！”上课的开头结尾就是这样的程序，这也算是教学的一种礼仪吧。宋老师曾为实践这种礼仪，下了很大的功夫，据说他曾在夜晚亲自到教室前作了多次“排练”。经过一番苦心的准备，上课那天（第一堂课），刚打过预备钟，他早早来到教室前，心无杂念，单等钟声一响，完成上课的开场任务。当当当钟声响了，宋老师一脚踏进教室，只听班长一声“起立”呼唤，全体同学唰的全部站起，紧张的宋老师向大家笑了笑，踏上讲台向大家招手，随即呼出“同学们再见”，引起全班哗然，班长也不再呼喊“坐下”的指令，而是愣住了。过了一会，老师恍然大悟，随即说：“弄反了，再来一遍。”

团结的班子  和谐的校园

我刚到日照师范的时候，学校的领导班子尚不健全，好像只有吕明文校长主持全校工作，另外还有一位总务主任，再就是安茂利老师负责人事，他好像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和学校对外的一切交往。1960年后，从一中来了一位女教导主任傅琦同志和一位专职团委书记马芹远同志。1961年又来了一位专职党支部书记田光留同志。这些同志都给我留下美好难忘的印象。

我感觉领导班子这几个同志是十分团结的。吕明文校长为人忠厚、作风朴实，对教育事业兢兢业业，从不专权，是一个好人，大好人。据说他是从专署（沂水专署）教育科调日照做教育工作的，从资历上看，可称得上教育专家了。尤其使人感动的是他对待老师以诚相待，从不整人。即使你有了错，他也总是循循善诱，使你知错就改，并得到进步。他对教学十分关注，经常深入课堂听课，对老师的教学效果作出总结，并给予指教。提倡新老教师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如音乐老师殷锡纯教课很有艺术性，学生爱听，他就号召其他老师听音乐课，探讨如何解决使学生爱听的问题；有一位老教师叫徐守田，他教数学课很有章法，课堂教学搞得生动活泼，校长就叫新老教师，尤其是新老师观摩徐老师的课堂教学。当时，我与另一位李姓语文教师（李宽寿）板书（黑板字）较好，他肯定我们的优点，说：板书规整、条理。给予鼓励，并要求其他老师要写好黑板字，学习二李的板书方法。

尤其使人感动的是，他十分关心教职工的疾苦，不论谁碰到了困难，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有一位老师的对象生孩子，他想法给这位老师送去补养品保养月子；有的老师没有衣服穿，他将自己的新衬衫送给老师；有的老师爱抽烟，他把自己的烟票（困难时期，香烟按计划发烟票）送给烟瘾大的老师。1961年夏，我祖父病故，家中来电报催我回家送葬。当时我苦于身上分文皆无，粮票也十分紧张。正在犯难之时，吕校长把钱和粮票送到我手上，嘱我赶快回家料理丧事，我不好意思的接过吕校长的钱粮，掉下了眼泪。办完了丧事后，我把粮票和钱还给了他，他怎么也不要，并说：“你工资低，不要还了，粮票也不要还了。”我再三说明：“我不困难，钱粮不缺，谢谢校长的心意。”他只好不情愿的收下了。这件事我刻骨铭心，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校长的大恩大德。

傅琦主任，虽很年轻，但从教已十余年，多年的从教工作，使她对教学规律、教学业务较为谙熟，尤其对新教师如何熟悉教学业务、掌握教学规律、提高课堂教学水平，很有一套办法。记得当时新来了一位女化学教师，不会教课，上课语无伦次，在讲台上急如风火，满头大汗，每堂课学生不知老师讲得所以然。遇到这种情况，傅琦主任言传身教，并热情耐心地帮助她，从备课到试讲各个环节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告知她，试讲是讲好课的关键。这位女教师根据主任的要求，一一都认真地去做。一天晚上，近十二点了，语文组的邓撰相老师发现理化组室内灯光明亮，走近一看，这位女教师正对着镜子有板有眼地在给学生上课——试讲。邓老师十分感动，随写了一篇文章——“新来的女教师”，刊登在大众日报上。

傅琦主任为人谦和，平易近人。平时和老师打成一片，从不盛气凌人，和蔼可亲和老师打成一片，年轻的老师都称她大姐。傅琦主任是建国前夕从青岛来日照的，当时很有风度，颇有大家闺秀之气质。十几年的从教生涯，使她从一位大城市的小姐变成了一位熟悉教育工作的专业干部，而且那么优秀。

安茂利老师是师范给我印象较深的一位老师。他，工作热情泼辣，为人爽直，能吃苦耐劳。当时学校领导班子尚不健全，他身为人事干事，协助吕校长做了大量工作。平时，他和老师，尤其是年轻教师那么亲近，那么融洽。虽是做人事工作，大家对他没有什么神秘感。他爱说笑话，社会上的轶闻趣事，经他一说，那么生动，往往使人捧腹大笑（因他爱说笑话，“文革”中曾挨过批斗）。因为他和老师关系亲近，老师们有什么思想问题，总是愿意找他谈心。记得当时，我的社会关系有点历史问题，长时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他发现我有思想包袱，就主动找我谈心，说：历史已成为过去，进步全靠个人。并安慰我说：你的情况，组织都十分了解，不要背包袱，要轻装上阵。一席话，使我豁然开朗。从此，我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心情十分舒畅。

团委书记马芹远，是一位热情奔放的人，作风朴实，工作扎实、老练、严谨。他除负责团的工作外，还兼做学校的一些杂务事项。他到职师范，正是生活困难时期，为了全校师生的身心健康，这位青年书记，抓学校的生活，费了心、尽了力。每天早上早早磨好豆浆，让大家喝上一碗香喷喷的热豆浆。为让老师吃饱，从别处学来用萝卜和面（地瓜干面）的经验，做成包子，数量多、味道美，并节约了粮食。他还通过各种关系，从外地搞来一些副食，以作粮食不足的补充。那时有个口号，叫“闲时吃稀，忙时吃干”、“低标准，瓜菜代”。在生活那么艰苦的情况下，我们能不生病、吃粗吃饱，坚持正常的教学活动，马芹远书记功不可没。

田光留同志，到师范任职较晚，接触不多。负责总务的庞主任，因工作关系，接触也不多。

总的感觉，那时师范的领导层面，大家是团结的，学校的工作，大家互补有序，很有章法，显得那么和蔼、那么融洽。

三年的时光，虽说时间不长，但在这段不长的时光里，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印记，尤其那些可亲可敬的领导，那些火一般热情的教师，那些质朴无华、奋发上进的学子……